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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凯先生于2004年7月7日平静离开之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教授，在第一时间组织在京讲学的海外学者和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在第二天上午九点半便召开了追思会。这从侧面可以看出，林毅夫还是明了小凯的价值的。 在这场追思会上发言的学者有：林毅夫、徐滇庆、海闻、王建国、汤敏、左小蕾、陈平、钱颖一、周其仁、宋国清、林双林、李玲、姚洋、刘国恩、李稻葵、卢锋、杨壮、赵耀辉、夏业良、肖瑞、李利明、廖建军、施建淮。
所有学者的发言，我都看过了。感觉不是所有人对于小凯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有些人的发言看起来只是场面上的话，谈不到对于小凯的理解。我们不能强求他们必须深刻理解小凯。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里面，有一位深切理解小凯的学者的话，那就是周其仁。
我注意到，周其仁在北大朗润园小凯追思会上的讲话，经常为一些论说小凯的学者所称引。
可以说，周其仁对小凯的评判，将会成为大陆研究杨小凯的一篇经典文献。
在追思会上，周其仁同样是从自己与小凯的交往谈起。
应该是1983年，小凯赴美留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结识。袁庚先生执掌的蛇口工业区，那可是大陆开放的前沿阵地，梁湘和袁庚两位老顽童真是意气风发，几乎所作的事情都得踩“雷区”，恐怕引来不少的议论，这当然是正常的。但是在不太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引起议论就不是特别正常的事情了，至少引起上面主事者、甚至中央高层的密切注意。好在那时候中央管事的是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有时候真得佩服邓小平识人之明。
中央请来了一些秀才，加上一些部门的领导，组成调查组前往蛇口。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当时真正有学识的秀才还真是不多见，执著干事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真有点“不拘一格降人才”，特别留意真正的种子选手。
就是在关于蛇口的调查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周其仁结识了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杨小凯。听完蛇口工业区的相关汇报、进行参观之后，这些秀才们还得开会讨论。杨小凯得发言，在周其仁的印象中，应该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对于习惯从三农观察问题的周其仁，启发很大。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周其仁，体会到‘农村和农村以外的问题是相通的’。
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苦读的杨小凯，回国探亲。这时候，已经调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的周其仁，到杨小凯住地接他去当时的发展研究所做学术讲座，又送他去下一站。就在来回的车中，杨小凯给周其仁不少的忠告。
这里插一句，大概就在1987年前后，周其仁回到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当时正是北京学术界、教育界的黄金时期，学术讲座热火朝天。
正在上大二的我，求知欲望特别旺盛，每场讲座必听，大脑丰富了不少。周其仁先生的演讲，真是富有魅力。那时候已经服务权力中枢的周其仁，非常具有胆识，开宗明义，毛·泽·东时代，对农民采取的政策就是盘剥。尽管我来自农民家庭，尽管有底层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句话，给我的刺激真是大极了。
上世纪八十年年代，可以称得上热火朝天的时代，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开放的政策，知识分子与政府形成蜜月期，我印象中，像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些御用学术机构中，有大量的青年才俊，由于特殊的时势形成的特殊的机构的特殊的人才，往往由于一篇调查报告或者“内参”，就获得了注视者的赏识，知识准备不足他们，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些人一部分下海经商，在国家机会主义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了成功；与权利中枢紧密的部分才子，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随着赵·紫·阳沉浮而失势，甚至身陷囹圄；部分学人远走海外，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周其仁者部分比较稳健的人，远走英美留学，1995年左右获得博士学位后，学成回国，远离权力，在大学任教。
我们打住这些后话。
我发现，很有一部分八十年代一夜成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下海、或者当官，但是，他们已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学术能力，有些人，甚至还在吃老本。这不是他们不够聪明，也许，他们过于聪明了。他们还有一个根本的弱点，由于成名甚早，又接近权力中枢，难免恃才傲物，狂傲不拘。小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特别具有平等意识的，他对周其仁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小凯这话算是找对了人了。没有想到，周其仁自己很有一点反省精神。
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一位搞策划营销方面的，应该算是周其仁的学生。这位学生在演讲时，看到老师周其仁专注的神情，认真倾听自己的演讲，这位演讲者特别感慨，他觉得周其仁获得成功，决非偶然。有些人最初还算不错，到头来老不长进，也不是偶然的。
1989年之后，距离权力中枢并不特别近，但是也不算远的周其仁，主动或者被动到美国求学。
周其仁曾经有文章，回忆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时，还没有大学毕业，已经被中央农委的杜润生老先生看重，提前毕业进入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这位上海知识青年，大概才初中毕业，就赶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年就到黑龙江完达山。曾经连续七年半在辽阔的完达山捕猎。当时恐怕没有公布动物保护法，我估计周其仁捕获的国家保护动物，应该不计其数。七年半的猎人生活，已经成为周其仁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看，周其仁一旦关注一个课题，就会不放手，长期跟踪追击。周其仁研究电信，那真是穷追不舍，大陆的经济学家，还真是很少有周其仁这种长期作战准备的。
辽阔的完达山，特别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时节，那些猎手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真是绿林好汉的作派。
一旦完达山的猎手，成长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豪气冲天。
但是，这些猎人，与野兽打交道的人，是深切懂得生命之可贵，他们能够承受别人不能承受之重。
1989年政治风波，我们不知道周其仁的心境，但是，从后来撰写的《回忆赵·紫·阳》，可窥一斑。
周其仁曾经在中枢身边的青年才俊，这时候，背井离乡、飘泊异国是最可靠的选择。但是，周其仁没有选择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充实自己的学术，我觉得小凯1987年的那番话，还是起了作用的。
周其仁和杨小凯，能够惺惺相惜，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气质、性情，确实有契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看，小凯和其仁都是行动之人，小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真是湖南的风云人物，其仁读大学期间，就与学友结伴前往安徽涂县调查，在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所，主要的工作就是农村调查。他们又都是学术之人，注重理性分析。最有趣的是，他们的学术，都有思想的背景，也就是他们的学术都具有思想的穿透力，这一点，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中，确属凤毛麟角。我不认为只有汪丁丁这种语言晦涩的风格才是具有思想的体现。
1989年至1991年，周其仁漂泊英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1991-1995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周其仁在美国期间，大概两年见一次小凯，因为，这时候，小凯已经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周其仁早一点到美国留学，说不定，还可以与小凯、钱颖一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呢！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杨小凯讲《后发劣势》，这是小凯在天则的第二场讲座，周其仁参加了这场讲座，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小凯。
在大陆的经济学家里面，真切理解小凯“后发劣势”的，我觉得就是周其仁了。
因为，林毅夫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他与小凯辩论“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他把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理解成对立的并列的概念，大陆经济学家或者赞同杨小凯，或者认同林毅夫，但是没有人戳穿林毅夫的把戏。这里面的情形就不好一概而论了，要么就是不懂，要么就是不敢。
周其仁不愿意让小凯的灵魂不得安息，所以，在朗润园林毅夫主持的追思会上，周其仁公正地指出：“后发劣势”不是与“后发优势”并行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概念。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可以拿到“后发红利”，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他担心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他举了前苏联的例证，还有其他的，很有说服力。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增长主要靠改革推动，不过还有很多核心部门的改革没有提上日程。经济的速度已经很快，成就也足以傲人。在这种情况下，听听小凯的意见，警惕“后发劣势”缠住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手脚，没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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